去年12月31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里发表了《中国新年》“Chinese New Year”的文章。1月5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中国实时报》又根据他的文章推出《克鲁格曼：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吧》一文。7日国内的《环球时报》发表了《克鲁格曼为什么总与中国过不去》的文章，接着中文传媒开始出现炮轰克鲁格曼的博文。一时，“十足的美国政客”、“经济学伪君子”、“有违经济学者的良知”、“暴露的是他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的帽子和指责声向他飞来。
确实，《中国新年》一文里说的一些话很不中听。克鲁格曼预测2010年将是中国年，但称这个中国唱主戏的新年并不是向好方向发展的一年。他批评中国政府在有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盈余的情况下，人为地将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升值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水平，致使中国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竞争优势，国际出现的贸易不平衡情况因而无法改善。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金融和贸易大国如果继续坚持执行这种重商主义政策，一场国际贸易战便在所难免。他把西方保护主义开始露出的苗头归咎于中国的货币不升值，又举出两个理由来论证西方无需害怕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自己：一是美国经济不会由于中国可能采取大量抛售美元的报复性手段而受到损害，一个贬值的美元只可能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和改善美国就业情况；二是他举出去年逝世的现代经济学创始人萨缪尔森一个有关重商主义的评论，该评论提到就业率达不到全面就业水平时，那些批判重商主义的论点就可能成立，即对出口进行补贴的国家实际上是偷走了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萨缪尔森还认为，长时间的扭曲汇率会让自由贸易捍卫者无法自圆其说。克鲁格曼认为，若要维持国际自由贸易的局面，中国政府必须让货币升值，不然目前其势微微的保护主义摩擦可能发展成其势汹汹的保护主义大战。
克鲁格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同时在最近十年来给《纽约时报》每周固定写两篇专栏文章，还著书、发表论文和为自己的博客写博文。他的多产与精力之充沛实属罕见。由于他具有扎实深厚的学术背景，他所写出来的东西都很有份量，广受学术界与舆论界重视。他非常突出的一点便是敢于直言不讳地针对各种经济问题和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布什、格林斯潘、前财长鲍尔森与现任财长盖特纳、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以及奥巴马等都挨过他的批评。布什执政8年，他的每一项政策或决定——如给富人的减税政策、伊拉克战争、抵制环保、救灾不力等，几乎无不遭到他的狠批。奥巴马的救市计划也躲不过他的批评之箭。他认为一个787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规模太小，不足以全面拉动美国经济，并且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适时把破产的银行暂时实行国有化以改进贷款业务和纠正金融界的不正之风，因而错失一个良机，致使被政府和纳税人救活的银行重走老路，又操起赌博性的“高科技”金融投资业务；这些银行赌赢了仍然照旧私下分红，赌输的话还是将由纳税人埋单。克鲁格曼声称，他所作出的批评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只是表达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已。
克鲁格曼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就此话题他已与中国经济界人士有过交锋。去年5月他访问中国，在上海作演讲时就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代表龙永图有过辩论。
龙永图当时质疑他：“一个国家不能因为自己的贸易顺差就成为指责对象。中国一直在试图通过增加进口和扩大内需来减少贸易顺差，事实上近年来贸易顺差也在减少，但是贸易顺差是市场的结果，是全球贸易格局决定的。”克鲁格曼马上回应：“我不同意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比较优势带来的市场结果，我认为这是政策性的。虽然我不支持人民币自由浮动，因为资本市场太复杂了，但我认为，如果人民币是可浮动的，那么贸易顺差不会那么大。尤其在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过大的贸易顺差就意味着别的国家收入减少，那很可能就不被别的国家所欢迎……”
龙永图立刻反击：“总有国家是贸易顺差，有些则是贸易逆差。因为中国是贸易顺差就对中国施压，那是不合理的。而且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下降，现在政府也启动了内需。但是顺差仍然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受益者是进口国，进口国得益了反而指责出口国显然并不公平。”克鲁格曼回答：“我并不这么认为贸易顺差大多数时候是市场的结果。但是如果要说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市场化的结果，那就太有想象力了。”
龙永图接着说：“没办法，货币金融体系是美国主导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需要强大、健康的金融体系，而且WTO讨论的自由公平的贸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总有国家选择固定汇率，有的选择浮动汇率，是不是不可自由兑换的都是操纵汇率？虽然现在中国购买外汇收益很低，甚至是负数，但总比人民币可兑换的话，外汇储备全部变为零要好。”在主持人示意这一话题可以结束时，克鲁格曼还是拿起话筒说：“我也不支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当然，我已经展露了一个丑陋美国人的形象，但是没办法，我只能这样说了，因为我确实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外汇储备，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
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到，双方的论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很难调和。在2005至2008年这段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其实已升值了22%。究竟人民币还有多大的升值空间，可能只有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才知道。但克鲁格曼也认为鉴于目前资本市场的复杂性，人民币尚不宜自由浮动。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贸易已不单纯是亚当·斯密斯所讲的烙面师把烙出的面包卖给酿酒家，以换取他酿出的酒这种互通有无的双利交易。现在的情况是：你有你的烙面师，我有我的烙面师，如果各自把烙出的面包在各自的市场卖便相安无事。但当今全球化的市场交易已不仅限于互通有无，任何商品都可凭价格、质量、功能、新颖或营销手段等拿到国际市场竞售。面包作为一个商品拿到国际市场竞售，价格低的面包肯定占优势，其他无力把生产成本降低的烙面师便面临产品连在本国市场都卖不出去而倒闭的危险。这种性质的贸易竞争便变成一种零和博弈，同保护主义所造成的结果一样。但相对保护主义来说，自由贸易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总不能为了照顾一些没有竞争力的生产家而牺牲自由贸易原则吧。克鲁格曼和中国经济学家并没有对这种零和博弈式的自由贸易给出可行的解决办法，使之变为双赢、多赢的竞争局面。双方目前仍胶着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
《华尔街日报》是代表华尔街大亨利益集团的保守派报纸，一向把拥护凯恩斯理论的克鲁格曼视为眼中钉，并经常与克鲁格曼唱对台戏。这次它在其中文版《中国实时报》发表文章，把克鲁格曼对中国政府若不修改货币政策将引发保护主义抬头的批评说成他主张“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明显地是有意给一场争执火上加油。自称坚决维护贸易自由原则的《华尔街日报》当然也痛恨克鲁格曼主张把监督性的“保护主义”应用到华尔街金融大鳄玩钱的“贸易自由”上。
如果说克鲁格曼对中国政府货币政策的批评相当尖刻，那他对德国政府救市政策的批评则既尖刻又辛辣。在2008年12月13日《明镜周刊》对他的访谈中，他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前财长施坦布鲁克固守旧观念，没有能力看到经济现实的变化需要摆脱旧观念的束缚来解决问题。在一场经济危机来临时，需要采取及时与大胆的措施来挽救经济；他认为，默克尔与施坦布鲁克仍以那种把通货膨胀与财政高赤字视为对经济最大威胁的眼光来看待所面临的欧洲和世界经济危机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而施坦布鲁克更是顽固不化。他认为，若要有效对付世界经济危机，就需要各国政府给经济注入更多的救市资金，而德国政府注入的救市资金比例太小。不管克鲁格曼批评得正确与否，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世界避免了上世纪1930年代那种大萧条的发生；德国2009年的生产总值虽然下跌至战后破纪录的-5%，但没有出现恐慌或民众失去信心的现象。
从克鲁格曼写的专栏经济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喜欢作预测和诊断。他作过不少准确的预测和诊断，但也有失误的时候。去年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中就非常坦率地对听众说，“我当然会犯傻，而且犯过很多次傻。在1990年代时，我没有预测到美国生产力的复苏，而是对早期的生产力复苏感到非常怀疑，我对那些持乐观态度的人感到非常不信任。但事实是，后来的美国生产力确实复苏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我非常地悲观，一度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克鲁格曼说，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曾经大胆预测美元将要下跌，虽然预测的事实没有出现“太离谱”的偏差，但他的预言较实际情况早了很多。“其实，在我提出这个预测后的好几年，美元才开始下跌，这也成了那时是预测失误的一个地方。”
以克鲁格曼的才学论，他完全有资格当财政部长或美联储主席。但这位年过半百的学者为了追求学术真理，一直坚持不伪饰、不奉承、不趋炎附势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所可能有的世故。1993年克林顿刚刚就任总统时，曾经请克鲁格曼等一批经济学者前往他的家乡小石城聚会，听取这些经济学家的建议。聚会时克林顿问克鲁格曼：“我们可以做到平衡预算和医疗改革两者兼有吗？”克鲁格曼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你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而克林顿随后转头问劳拉·泰森同样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可以，一切皆有可能。”泰森后来成了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不久后的事实也证明，克林顿极想实施的医疗改革在国会一败涂地，还导致1994年民主党议员选举的惨败。
克鲁格曼就是这样一位心直口快、不善阿谀奉承的学者。多年来，他坚持为底层和中层老百姓、为失业者、为没有健康保险者、为被歧视者仗义执言，并一向反对美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他的博客以他写的其中一本书名《一个改进主义者的良心》命名。读他所写的文章，人们可以看到一位杰出的学者始终如一地在凭正直的良心与诚实的学者态度说话。
惺惜惺惺。奥巴马总统日理万机，但在百忙之中不忘邀请克鲁格曼到白宫作客，还请他品尝他夫人在白宫菜园自种的沙拉菜。佳肴款客，然主人醉翁之意乃在恭听智者之逆耳之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