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有媒体指出：“值此危难之际，广大农村地区却被当作国家启动内需、促进增长的救命稻草。”没错。每逢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棘手的“节点”或“着陆”状况不佳的关键时刻，一贯养尊处优的中国诸公自然会想起农村的父老乡亲和那片希望的田野。这似乎也还算不上一种恢复性记忆，至少在消费品生产商的大脑里，中国农村永远是一个最出故事的地方。在风生水起、鸡毛遍地的日子里，农民兄弟放个屁也能让那些陷入愁云惨雾的富贾当成贝多芬的D大调，颇具穿透时空的力量。2007年底，韩国《亚洲经济》曾撰文惊呼：“中国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和潜力相当惊人，农村消费市场每年可达3万亿元。”仔细看下去，韩媒其实用了一个新近流行的标题党：《中国农村市场是“埋在土里的珍珠”》。
现实中，即使从绝对量，这些年农民收入增长不但来得偏慢，而且来得偏少，所谓潜在的消费力也远非那么结实和靠谱。1995至2007年的12年，我国税收累计增长5.7倍，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1.2倍。中国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日前称，影响消费的最大问题在于农村消费力不足。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未来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左右。这一增速与GDP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比仍有不少落差。不过，相关部门仅据此测算，农村消费力至2020年也或将增长89％。这可能就是在“那片希望的田野里”令人鼓舞的消费发轫之处吧。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为激活农村消费市场的两个大手笔是“家电下乡”和持续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2007年为20亿，2008年为40亿，2009年中央计划拿出100亿，力度逐年加码。但此项政策对刺激农业消费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对一般农民而言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就是“家电下乡”，据称可拉动消费9200亿元。这里当然要包括未知而又可观的后续费用。属于典型的“蛋未孵先数雏”，农民购买一台政府指定的家用电器可以享受13％的财政补贴。为什么是13％这样一个奇怪数字？13％相当于中国当时对家用电器出口环节的财政退税率。过去是给企业，现在转到农民头上了，如此而已。对于政府而言，这绝对是一笔保赚不赔的生意，且有“趁乱”对农民腰包下手打劫的嫌疑，至少属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误导消费。在中国，很多事都是没辙的事，富人不敢惹，城里人打不过，只好拿农民兄弟练练手了。
要想从农民身上发生消费的挤出效应，让农村消费的发动机增速，乃至实现农村的消费升级，还是要想办法先增加农民收入，让乡亲们的腰包不再长年累月地那么羞涩难看。最近北京决定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部分涉农用品补贴标准，不过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粮食已经连续五年丰收，部分粮食品种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已低于国内市场，已出现“市场不认同，国库盛不下，企业不加工，农民卖不出”的乱局。未来数年，农民指望从农地中获取较高收入完全是一种奢望。
从藏富于国到加厚百姓腰包，人们提出多项政策选择。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政府在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上应该更慷慨，比如5000元，广州等地区甚至提到1万元。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治理通胀课题组建议，不但要在实现初次分配公平正义上做文章，而且政府应给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券补贴，让低保户、领取失业救济等低收入群体直接用消费券领取实物。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日前在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一个更令中国“无产者”激动不已的建议：“把全部国有企业股份化给13亿民众，把每年由政府攫取的海量利润平分给全民股东。”他，由百姓掌握财富支配权和消费权，会转变成现实的消费力；反之，政府官员一般会把钱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上。这就是国富与民富的本质差别。
最后，作者也建议北京政府，一是彻底解放农民，让农民工融入城市，逐步把农民工也纳入城市公共福利保障网中；二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入市，让农民能够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分享GDP增长的成果。在这之前，农村的父老乡亲千万要呵护好自己的腰包，提防被忽悠。2009年，中国的形势可能更加险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