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惨案发生20周年之际，德国各界举行悼念活动，几乎德国所有报刊、电视台、电台发文纪念“六·四”。
《法兰克福环视》、《明镜周刊》等报道了各国政界对“六·四”20周年的感言，美国国会以396:1的绝对多数通过纪念“六·四”20周年的决议，对罹难者哀悼，对罹难者家属慰问。美国外长克林顿要求
中国政府公布六四真相，释放因参与八九学运而迄今系狱的人士。德国基民盟呼吁北京政府重新评价八九学运，公开死难者名单，抚恤死难者家人，并对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德国社民党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因八九学运而系狱的人士,“无论中国政府怎样压制新闻和异议人士，1989年6月4日仍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天”。《柏林日报》报道了“六·四”前夕中国政府对国内媒体和海内外网络的封锁情况；《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赞扬那位一人抵挡四辆坦克的勇士；德国电视一台ARD采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德国电视二台ZDF报道该台驻京记者刚想在路上采访一位路人，该路人就被便衣警察逮捕……
这次德国媒体纪念“六·四”的新闻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社会首次公认，八九学运是促使1989年整个东欧易帜的导火线，是促成两德和平统一的最重要因素。这次纪念活动中感触最深的不是当年奋起抗议的西德民众，而是当年沉默无声的东德民众，德国媒体纷纷采访冷落20年的当年东德异议人士和东德共产党高层官员，尤其是当年的政治局委员、现年80岁的沙波夫斯基Schabowski。是这两方面的回忆使德国社会看到，德国获得和平统一首先要感谢的不是戈巴乔夫，而是北京的死难学生。
当年生活在专制下的东德民众尽管不满共产政权，但公开抗议还没有过。看到北京学生游行和绝食后，东德异议人士受到启发和鼓舞，通过匈牙利边境、通过各国驻东柏林使馆逃离东德，11月在莱比锡举行大规模公民游行，共产专制的危楼就这么一步步走向崩溃。而压在抗议民众内心的最大忧虑，就是东德共产党会不顾民心所向，孤注一掷而采取血腥镇压，则手无寸铁的市民怎么可能抵挡全副武装的军人。而且“六·四”发生后，东德共产党公开宣称，如果东德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不惜采取“北京方案”。当时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共产党看到中共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自己的人民大为震惊，共产党已经与人民为敌，所以主动放弃军权，加速政治改革而走向全面民主。
在东德共产党上层，尽管对外宣传非常强硬，但内心虚弱，因为北京大屠杀会引起全世界的如此震惊，抗议声浪史无前例，不知在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党主席昂纳克让国防委员会主席沙波夫斯基亲自前往北京看个究竟。当沙波夫斯基来到北京时，接待他的江泽民再三表示在北京没有发生大屠杀，只是在清场时发生了一点冲突，死了400左右市民与军人（这之前中国红十字会公布的不完整死亡数据已达2600人）。江对这次事件所做的自相矛盾的解说，给沙波夫斯基的感觉是，中共对这次事件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犯罪感，各个都在推脱自己与大屠杀的关系。江泽民却忘了，这位东德同志是作为兄弟党专程前来北京向中共成功“平暴”庆贺的，而不是听中共如何推卸罪行的。沙波夫斯基亲眼目睹大街上头戴钢盔、杀气腾腾的士兵，不觉倒吸一口冷气。
没想到五个月后，东德共产党自己遇上了类似抗议。当新任的党主席克伦茨向沙波夫斯基咨询时，沙就表示，那次到北京取经的结论是，我们不能采取“北京方案”。而且在11月4日东柏林大型市民集会上，沙波夫斯基成为级别最高的德共政治家亲自上台演说，与游行队伍对话。就这样，东德人民的一场和平革命没有流血地成功了。
所以德国社会在讨论，如果当时沙波夫斯基没有去北京“取经”，还很难避免东德共产党也会采取镇压手段。如果镇压成功，两德根本谈不上统一，东德或许迄今还在共产专制下苟延。所以在“六·四”20周年之际，感触最深的是东德人民，尤其是东德当年的异议人士。在他们享受自由的时候，据国际特赦组织信息，在中国还有200多市民因为参加学运而依旧在监狱奴役。德国总理梅克尔来自东德，在波兰Krakau访问期间也没忘记“六·四”20周年，公开表示对“六·四”死难者哀悼，“我们不能忘记天安门的死难者，六月四日这个日子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支持人民（反抗专制）的勇气”。德国政府人权专员Nooke是当年东德组织游行的异议人士，6月4日当天他与外交部的同事们集队来到举行“六·四”纪念的柏林墙下敬献花圈，并在媒体表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为参与八九学运而迄今在狱的人士。
北京几千位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染红了东德人民自由的鲜花，在别人的土地上圆了罹难者生前的梦，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