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从那本书上读来的故事
一
有人需打伞，有人想淋雨。过了35岁以後还没孩子，我们真有点急了。好在是在德国，没有亲朋好友的过分关心，也不会听到街坊邻居的闲话。在没有什麽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急了。结婚都十年了，计划要生也好几年了，可就是没有动静。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件事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可当时就是糊糊涂涂。来德第二年得了一次胃出血，然後又挣扎着换了一个教授，得了一份还算稳定的做博士学位的资助，渐渐地熟悉了新的环境，又搬到了便宜舒适的学生宿舍，总算喘出了来德後的第一口气，这时却生出了另外的一种情绪。
我记得宿舍的附近有个公园，很多人去散步。我当时好像就不能看见推童车的人，看见那样恬静的母子图我就心口疼，好像有什麽东西将我与这种意境隔离，让我不能用眼去看、用心去想这样的情景。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其实是我自己的潜意识在提醒我：该做母亲了，一个30岁的女人该做母亲了。那一年我正好30岁，可那时成天想的是好好把博士学位拿下，出来攻博这件事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攻读学位那几年倒也不是什麽寒窗，更像是一个田螺壳，只要潜心学业，别的事暂时可以不去想。“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这麽过来的，节省一点马克，为辛苦一辈子的父母买几个大小件，为弟妹们贡献点学杂费。（大小件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新的留学生可能都不明白，他们是新的一代了）。渐渐地，我看到推童车的妈妈也没有什麽强烈的感觉了，我以为这我想孩子的病已经好了，这天底下也有好多不结婚不生小孩的女子嘛。後来我才知道，我这病根本就没好，只是从急性转成慢性的了。
完成博士论文的试验部分後我想我可以怀孕了，但一晃一年多过去了，就是没动静。我倒也不是很着急，只是觉得生活中矛盾重重。博士毕业以後换了个教授又开始做试验，当时经常要用到放射性磷，学生物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这对生育是极为不利的。说实在话，那个教授还真好，终於同意我干点别的项目。但那一阵子七上八下的日子已经使我很疲劳了。
我开始看妇科医生，想得到点帮助。头一个是个年轻的女大夫，我想她正处在生育年龄，应该对治疗不育感兴趣。但在她那里我很失望，她首先让我测三个月的基础体温，三个月後我拿给她，她不满意，让我重测。一晃半年过去了，我不仅没得到治疗意见，连起码的关心都感觉不到。这期间，我也向我老板的一个同学打听过好的妇科医生，她是当地人，知道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她倒是给了我一个地址，我打电话过去，这个诊所的护士总告诉我，她们暂时不收新病人，让我等候。我坚持了数月，总给诊所打电话，但总被告诉病人太多，再等一等。又是大半年过去了，我始终没能成为这个诊所的病人。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努力给这个诊所打电话，或托个德国朋友去说说什麽的，也许那时就能得到医疗帮助，也许那个医生也真能帮我抱上儿子，但这些都是後话了。人在世上购买的只是单程车票，“复盘”
没有多大的意思。但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在德国的朋友，就是一般难以约上Termin的诊所我认为是好诊所。你想，这医生自信得可以，根本就不愁没病人。在德国医生是不许做广告的，但病人会用嘴给医生免费做广告。用脚投赞成票的病人越多，这医生真的不会差。
97年底我离开了大学实验室。那一年我35岁。我随丈夫搬到另一个城市，说到底，我还是有点传统的思想，觉得一个女人总得有个家，有孩子，而男人可以浪迹四方。那时候，我把看医生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做了各种妇科检查，结果都正常。在有一次检查时，我被全麻了。等我醒来时，我真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我又没有事先通知我丈夫，费了好大的劲才回到家中，一个多星期都没恢复。那时我真担心那麽多年的书白念了，傻了怎麽办？医生查不出原因，也不知道如何治下去，问我的意思，我糊糊涂涂地说：我现在孩子生不出，也没法安心去工作。说着说着，就哭了。医生这时突然有了主意：我给你转到心理医生那里去吧。
心理医生治不好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我又换了个妇科医生。这次有了经验，我并不对医生指望太大，自己也想各种办法，朋友们也在帮我。
听人介绍，一个38岁的新加坡老板娘多年不孕，喜得千金，我赶忙去询问。她在她的小餐馆里热情接待了我，不过她没提她的妇科医生是谁，而是告诉我床的朝向很重要，是座东朝西还是座北朝南，我是不记得了，只是她一脸的虔诚还在我脑海中。我还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运动员出身的女同胞，比我还大一岁。她多年来苦苦寻求，不是非得要嫁一个男人，而是想要生一个孩子，她做到了。我找到她时，她孩子半岁了，她仍没有结婚。她把她的妇科医生介绍给我，因为她在另外的城市，我去求诊就得在她家过夜，我和她和孩子挤在一个大床上。她很好客，在她家我虾和鱿鱼吃了不少。
二
我在国内的朋友也在替我急，她们说，回来治吧，一方土养一方人，你不见咱中国人生出了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是该回去一趟了，至少能调节一下我的心境。
1998年底我回到了故乡。我的故乡是一座小城，离沈从文老先生写的边城不远，而且我的祖父也是沅水上的一个船夫。祖父已经过世多年，那方水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头；无论我走多远，活多老，我心中永远有那条故乡的小河。我烦恼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回”到那条小河中，让河水抚慰我的每一寸肌肤。我高兴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好象在那条小河尽情地游泳、嘻戏。每次回家，下了火车我要沿着这条河坐汽车走十几公里，在这段路程中，常常有点等不及，想跳下车去，好早点亲近这条河。
回到了故乡，我本想吃点中药的，但丈夫对中药兴趣不大，但我们还是去看了一个老中医。老中医住在一个很干净的小院，小院里有一些养得很好的盆花，这使我猛然感觉到：故乡原本有很好看的花和爱花的人，只是不多见而已。
老中医很清楚地告诉我我是能生育的。
回到家乡，我总是要去看看我祖父和我母亲的墓。我幼年丧母，就是走得天远地远我也是很想妈妈。我母亲是在1970年故去的，我的祖父是在1984年。要是现在，可能是找不到那麽好的墓地了。葬祖父母亲的那座山由一座寺庙得名，叫鼎星寺。原来的寺庙很有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寺庙旁参天的古树毁的更早，大跃进的时候就砍完了。
但这座山仍还有它的独特之处，它在一大片盆地的边缘拔地而起，一大湾河水在山脚环绕着它，可谓是依山傍水。站在山上可以俯视整个城区，远处的群山也可以尽收在视线之中。
临上山之前爸爸告诉我，山上恢复了寺庙，佛教协会集了资，上山的路也修好了。我和丈夫走出城区，过了桥，沿着小河步行半小时也就上了山。在我祖母和姑母那一代，祭奠亲人总是要大声地嚎丧，我也耳闻目染懂一些。在西方生活多年以後，我很难再这样放声大哭。我总想，妈妈要听到我哭，心里肯定很难过。成年以後，我慢慢地接受了天人永隔这回事，也习惯了有什麽事在心里轻轻地和母亲交谈。我在妈妈膝下渡过八年的时光，那时她一定是个幸福的母亲，她也一定很爱父亲。我就是这样想着想着来到妈妈的坟前，当然，我也告诉了她我的心事：我也很想做母亲了。
爷爷的墓离妈妈的不远。爷爷一(接下页)(接上页)辈子吃力气饭，虽然吃苦受累，但也有有幸的一面：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小。长年在水上生活，他有一付大嗓门。还有就是他天天都有故事讲，大部分是古代故事，讲完了还会做个总结：“真三国，假封神，西游记哄死人”。总之，祖父要比我父亲洒脱得多。我在爷爷的墓地旁告诉他：您第四代的重孙孙已经有11个了，还会往上添呢！
严格来说，山顶上新建的鼎星寺还完全不是一座完整的寺庙，只是几间从别处移来的旧木房。因为我是在文革中长大，其实我也不明白完整的寺庙是怎麽回事。因为祖父和妈妈的墓地在此，我是必然要在此敬香的。敬完香，我告诉一位老尼姑，我还想拜送子娘娘。老尼姑引我出来，送子娘娘就供在屋外的一丈之远之处。
在送子娘娘的像前，我拉着我丈夫跪下。我们身後的那条河，一如几千年几万年，缓缓向西流去……
三
1999年总让人有些特殊的想法。你想，明年就是2000年了，19xx叫顺了口，这20xx该怎麽念。人活100年就了不得了，这一下子就碰上了跨千年。这千禧年让人兴奋，也让人着急：日月如梭，做事赶紧啊！
我又去催我的妇科医生了，我要求转到不孕症专科医院。但他说先吃吃药，观察几个月再说。我是有点不太相信他了，就去求我的家庭医生，他说他是内科医生，开不了妇科转院单。他帮不了我的忙，倒是挺鼓励我：一定要尽力去做，做过了，不管成不成，此生就没有遗憾了。
妇科医生给的药我是吃了，但以後的几个月我又在努力地工作了。当年十月，在一场劳资纠纷中我精疲力竭。人在疲惫之中，突然可以把一些事情反着想：我觉得我最要紧的不是挣钱，而是花钱，如果能花钱买回几年年轻的时光多好啊！当然，时光是买不回的，我唯一能做的是把握眼前的时光，把握今後的时光。我决定：我 40岁以前这几年时光要好好安排，我要和生物钟赛跑，赶在40岁之前生个孩子。
我再次去找妇科医生已是当年的十月底了。那天我原来的妇科医生休假了，护士把我交给了新来的女医生。在以後的日子里，我常这样想：这一天不是巧合，而是命运的安排，让我遇到这位做事果断的女医生。当时这位女医生还没有完全听完我的诉说，就赶紧给我开了转院单，并明确地告诉我，不要去大学医院，那里的人员杂，直接去海德堡不孕症专科诊所。我心里真是很感激她，我在这普通妇科诊所里拖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出了诊所就直奔电话亭，立即往海德堡诊所拨电话，想马上预约看病时间。大约30来分钟过去了，对方一直占线。我不好意思一直占着这个电话亭，就回到家中。大约又不停地拨了两个来小时，就打不进那里的电话。我长这麽大，这麽不屈不饶地打电话这是头一回。电话打不通，我也无心干别的，想想现在也该是下班的时间了。既然诊所的电话打不通，我往医生的家里打试试。我赶紧赶到市里的邮政总局，找到了海德堡的电话簿，对着那医生的姓名查她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很快查到了，电话也很快接通了，但接电话人是那医生的母亲，她问我有什麽事，我赶紧说是看病的事，她让我往诊所打电话。咳，这还用她教吗？我一着急也就没别的话说了。
打通电话是第二天上午的事了，以後我也有了经验，上午的电话要好打一些。那护士公事公办地告诉我：诊所今年不接收新病人，就诊时间要排在明年元月以後。我说：可不可以通融通融了，我这病我很着急啊。护士说：在我们诊所今年是不可能了，请联系别的诊所。我退了一步：那我现在就排明年吧。那护士有点冷淡了：明年的工作时间表还没有到，请半个月以後再来电话。
我想我一定是把那护士给得罪了，德国这地界也不兴送红包，也没办法陪罪了。歇两天吧，或许她把我的声音忘了，或许能碰上另外的护士。但几天以後，我打电话时还是得到同样的回答：就诊时间排在明年，目前还没法排时间，请稍後联系。
既然用电话办不成，我就自己去，反正我没法干等。我大概知道德国有条法律，就是医生不能拒绝急需治疗的病人。一到那诊所我就装肚子疼，这样可能不会被拒绝吧。我在海德堡住过两年，找到那诊所毫不费事。到了那里，我就装着很吃力的样子对接待的护士说，我肚子疼得很厉害，按我的经验肯定是妇科问题，我需要马上得到治疗。那护士指指满屋子候诊的病人，认真地对我说：我们今天病人太多，附近200米以内还有一个妇科诊所，在那里您可以快一点得到治疗。她一边说，一边还给还给我画图指路，让人真不好再固执下去。
不行，我还得想办法，我也想过给医生写封动人点的信。转念又想，这麽忙的医生哪有时间看这样的信，一定又是给护士处理了，何况我要用德语抒情还是挺废事的，还得劳累朋友。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没办法，就来最简单的。我拿着转院单又跑去了，到那就直说我的妇科医生让我来的，请给个就诊时间。那些护士还是那几句老话：只能排在明年，具体时间请电话联系。
我真不甘心又给打发走了，国内多年的生活经验提醒我：得想法开後门，可这後门朝哪开着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不行，我至少得自己混个脸熟，或者在这里培养一个脸熟的。我不可能在诊所接待台旁边久留，我四下打量了一下，进门的左侧是个检验室，病人打针也在那里，那里既有病人也有护士，我在那里混混是没问题的。我立即走进检验室，与一个正在整理物品的小护士聊起来。因为我有实验室的工作经验，也容易找到话题。这样一来，说话也越来越容易了，也知道她的名字叫乌塔。临走时，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并告诉她：2000年的工作时间表一到，请她通知我，我需要预约一个就诊时间。
我并没有坐等乌塔的电话，我知道德国的前门还总是开着的，走通前门的可能性也还是很大的。我每隔几天就给诊所打一个电话，乌塔在的时候，我也很客气地问问她。很快就到了11月底了，她们还是没有第二年的工作时间表，还是没有给我安排预约。
转眼1999年的12月到了，全世界人民很快就要跨千年了，我当时已没有着急的感觉了。就在12月初的一天，我例行公事般地拨通了海德堡那个诊所的电话，我刚刚通报了姓名，对方好像就知道我的意思了，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一个12月21日的就诊时间，因为刚刚有人退了这个预约。我能不愿意吗？
半年以後，我终於怀孕。
2001年1月5日，我如愿以偿生当了母亲，小家伙体重3724克，母子平安。
